1965年我参加工作一到新华社就听说，新华社记者与其他新闻单位的记者最大的不同，就是不仅要写公开报道，还承担着给中央领导写内参的任务，用群众的话说，就是可以“通天”。1969年8月，我被调到国内部当编辑，1970年8月到北京分社当记者，2007年10月在北京分社退休。38年来，我采写的各种公开报道约有1800篇左右，尽管有多篇被《人民日报》等中央报纸在头版头条采用，也拿过中国新闻奖和不止一篇新华社的社级好稿，但我感到最有成就感的还是内参报道，尽管这些内参报道普通老百姓并不知道。据统计，我自己采写和与同事合作采写的内参总共有近500篇，其中引起上至党中央主席和总书记、国务院总理，下至中央各部委和北京市领导重视或批示的内参，有据可查的有48篇，还有的作为政府文件下发。
    我第一次采写内参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给新华社布置的任务，那是1969年的11月。当时，由于内蒙古自治区的领导人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把许多蒙古族的干部打成所谓的反动组织——“内人党”（“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简称），破坏了民族团结，使内蒙古的局面陷于混乱。周恩来总理要求新华社派出记者组到内蒙古进行调查。当时，我被调到国内部当编辑才两个多月，连怎样编辑稿子都还没有完全弄明白，国内部的领导为了培养锻炼我，就让我参加了这个记者组。11月8日晚上，周恩来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等中央领导在人民大会堂当面为我们布置了采访任务。我们这个记者组在内蒙古采访调研100天后回到北京。至今我记得自己单独写了2篇内参，这是我的内参“处女作”：一篇是到集宁采访写的插队知青倒流回城的内参；一篇是反映蒙古族同志希望把“东三盟”划回内蒙古的内参。“文化大革命”中，可能是出于备战和便于管理的考虑（内蒙古东西横跨的边境线很长），中央决定把原属内蒙古的呼伦贝尔盟、兴安盟和哲里木盟分别划给黑龙江、吉林和辽宁三省，把西部的阿拉善盟各旗县分别划给了甘肃和宁夏。记得蒙古族的同志对我说，内蒙古的蒙古族同胞，在东三盟的占一多半（记忆中好像他们说内蒙古有蒙古族同胞170万，东三盟就有100多万，不知是否准确），内蒙古最好的草原也在呼伦贝尔盟。把“东三盟”划出，内蒙古就不成为内蒙古了。后来，中央决定又把“东三盟”和西部的阿拉善盟重新划归了内蒙古。当然，我的内参是否在中央的这一决策中起了作用就不得而知了。当自己写的公开报道和加在新华社记者后面的自己的名字被印在《人民日报》显著版面，并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广播时，心里确实美滋滋的，但这种高兴劲儿一两天也就过去了，而当自己写的内参经中央领导批示促进了具体问题的解决，推动了实际工作，或者是对中央的决策起了重要的参考作用时，那种成就感却是一辈子都很难忘记的。由于我从1970年8月到2007年10月退休以前一直在北京分社工作，因而在今天的北京城里，很多地方都留有我写内参的痕迹，也可以说是一个个的新华社内参的纪念碑。顺着三环路说，在国贸桥的东北角，有一个北京市汽车修理公司六厂，这是我1972年写了内参后，当时的李先念副总理批示建设的。这是我现在知道的有确实证据的我写的第一篇被中央领导批示的内参。 我到北京分社后，到我分工的北京市交通局所属的汽车修理公司了解情况，他们反映专为外国使馆人员修理小轿车的修理六厂厂房小，配件缺，几个月也修不好一辆车，外国使馆人员意见很大。我就到地处呼家楼附近的修理六厂去实地调查。那时，修理六厂由于厂房小，修好的小轿车只能露天停放，夏天车里的温度很高，穿裙子的外国女士去取车，一坐到驾驶座上屁股被烫得哇哇直叫。由于我国缺乏外汇，而外国使馆人员用的都是外国车，配件需要进口，经常是需要的配件几个月也买不回来，要换配件的小轿车在修理厂一放就是几个月。为此，我就写了一篇内参，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看到后就批示给北京市负责工业生产的杨寿山（后为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要他研究解决。北京市在国家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就在郎家园原来的一片菜地上新建了汽车修理六厂。同时，中央还每年拨给汽车修理六厂几万美元的外汇用来进口汽车配件，保证外国驻京机构小汽车的及时修理。中国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是短缺经济，“文化大革命”中更是除了人之外无不短少。我写了这篇内参引起中央领导的重视后，北京市一些部门纷纷找我写内参反映困难。我相继写了《首都汽车公司司机、车辆严重不足不能满足外事用车需要》、《北京用于汽车维修的配件供不应求》、《全国消防器材严重不足》、《北京市内电话急需迅速发展》等内参。在北三环路北太平桥附近，有一栋北京城建大厦，这是上市公司北京城建集团所在地。北京城建集团的诞生，是我1982年9月23日写的一篇内参引起的。1982年初，北京环城地铁（即现在的2号线）完工后，由于国家财政困难，北京没有新的地铁修建任务，修建北京地铁的基建工程兵北京指挥部因为无事可干准备改编。而这支部队当时是我国修建地铁的唯一专业设计、施工队伍，有一批修建地铁的专业技术人员和专业施工机械。如果解散，十分可惜。基建工程兵北京指挥部司令员黄英夫找到我，希望通过内参向中央建议，把这支部队成建制改编为地方施工企业，保留在北京，为北京和我国其它城市今后建设地铁储备一支专业队伍。于是，我就写了一篇内参，国务院副总理万里作了批示，同意黄英夫的建议，把修建北京地铁的基建工程兵北京指挥部成建制转为北京市地方国有施工企业留在北京，以利于北京今后的地铁建设。这就是现在北京市规模最大的施工企业北京城建集团的由来。在北京城西北部的中关村，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变化是作为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代表——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崛起，而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前身，是1988年国务院批准建立的我国第一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它是在我写的一组内参的直接推动下诞生的。这也是我成就感最大的一组内参。关于这组内参对于中关村科技园区成立所起的促进作用， 2008年出版的《北京志·开发区卷·中关村科技园区志》第4页是这样记载的：“1987年底，新华社记者夏俊生撰写的4篇关于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调查报告，引起了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和国务院的关注，并由此组成了由中共中央办公厅牵头的7个部门联合调查组赴中关村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进行调查。中央联合调查组根据调查，又一次提出了‘把中关村地区作为我国科学工业园区（或新技术开发区）的试点’的建议。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对调查报告作了批示，并将在中关村建立新技术开发区的建议提交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讨论。1988年3月7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开会讨论，同意在中关村地区试办高科技产业开发区。”人民日报著名记者凌志军在他写的《中国的新革命》一书中，用他的文学笔法和丰富的想象力这样写到：“11月的最后一周，新华社一个叫夏俊生的记者，来到中关村，被这里的新气象和新产品弄得情绪激昂。他带着一种振奋的、在当时环境下是‘一边倒’的想法回到城里，写了一份调查报告，里面对中关村除了赞扬，就是同情。几天以后，夏俊生听说他的报告居然引发中南海的一个行动，不免张嘴结舌，那是他迄今为止的记者生涯中最大的震惊。”我和凌志军1993年曾同在中国新闻学院学习，因他考取了中国社科院的新闻研究生，没有多长时间就离开了新闻学院。尽管凌志军在这本发行量很大的书中对我是赞扬的口气，但他并没有就此事采访过我。他多是主观想象的这段叙述，并不尽完全符合事实：一、我不是在1987年11月的最后一周来到中关村，回到城里就写出一份调查报告，我没有那么大的本事。我是从当年9月2日起，在中关村采访了一个多月，才写出这组近万字的调查报告。那时，就是把这组稿子送到总社编辑部，总社按程序处理一个星期也很难发出来。二、我不是像凌志军在书中所说，几天以后就听说我的报告引发中南海的一个行动，也没有因此高兴地“张嘴结舌”，感到那是我“迄今为止的记者生涯中最大的震惊”。由于那时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还没有及时向新华社反馈内参被中央领导批示的制度，记者写的内参被中央领导批示的情况往往是事后被采访单位反馈给记者的。如果没有人反馈给记者，记者永远不会知道。中央领导对这组内参是1987年12月7日作出批示的，我是在半个月以后才从当时的北京市海淀区委书记张福森处知道的。由于我写的内参已有多次被最高领导批示的经历，得知自己的这组内参被中央领导批示固然高兴（因为可以评好稿，拿好稿奖），但并没有特别的高兴和震惊。
    由于中关村科技园区的成立是由于我写的内参引起的，在2008年园区成立20周年的时候，北京电视台特约我和当年中央调查组的负责人于维栋以及中关村的创业者纪世赢、柳传志等科技企业家作了一期访谈节目，《中国新闻周刊》《中共党史资料》等刊物的记者也先后找我采访或约我写稿。北京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在举行成立20周年庆典时，为我颁发了“温暖20年”纪念牌。写内参需要记者要有一定的勇气，要敢于讲真话。记得从1987年1月1日起，我国开始征收个人收入调节税，以调节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北京地区每月收入超过400元的公民都要纳税（后来，个人收入调节税改为个人所得税，2006年起点提高到1600元）。新中国成立以来，还没有向国内居民个人征过税，现在开始征税了，我感到这是一个应当关注的新问题。上半年过去后，我就到北京市税务部门了解个人收入调节税的征收情况。税务局的同志向我诉说了他们遇到的一个难题：由于个人收入调节税都由单位代扣代缴，在地方领工资的中央领导都由发工资的部门代扣代缴了，但在部队领工资的一些中央领导发工资的部门却没有为他们代扣代缴，等于这些领导漏了税，而中央领导个人并不清楚。如果中央领导不缴税，就不好再说别人了，他们希望我帮助提醒有关部门。我把这些情况向总社国内部负责内参报道的领导汇报后，他让我写内参，但是这篇内参让我犹豫了一阵子，怕惹来什么麻烦。但又想到这关乎中央领导的威信和形象，就写了一篇内参，总社转给了部队有关部门，结果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我写的最后一篇被中央领导批示的内参，是2006年初关于南三环马家堡小区的专送北京市委书记刘淇的《马家堡三期违章建筑严重隐患大》。在马家堡小区，由于三期工程的土地在征用后开发商缺乏资金几年也没有进行拆迁，征用地上的住户趁机乱建房屋出租赚钱或等待拆迁多拿拆迁费，很多住户在平房上摞起二三层楼，“接吻楼”、“握手楼”比比皆是，下水不通，污水横流，垃圾满街，粪便遍地，脏乱差十分严重，特别是没有消防设施，没有消防通道，一旦发生火灾，后果不堪设想。丰台区的人大代表在全市人代会上已连续呼吁了几年，也没有结果。街道工委书记谢国民向我反映情况后，我和记者刘江到现场采访后写了内参，北京市委书记刘淇批示给市长王岐山解决。王岐山市长立即召开专题会进行研究，决定把它由开发商移交给丰台区，列入当年“城中村”改造计划进行改造，彻底改变这里的面貌。再说二环路。在东二环路建国门桥北的路东，有一个北京邮政局的国际邮局，这是我1978年8月3日写了内参后建设的。当时，负责处理国际邮件的北京市邮局国际营业处在东单北大街一间只有十来平方米的平房里，随着改革开放国际邮件的增加，寄取邮件的外国人在营业厅内拥挤不堪。我写的这篇内参引起中央和北京市有关部门的重视，很快投资建设了这个国际邮局。北京邮局的领导一看新华社记者写的内参这么管用，又找我写了《北京报刊发行缺乏人员和场地》等内参。北京的二环路下面是北京地铁的2号线，它的开通我的内参也出过力。1971年动工的北京地铁2号线，由于在“文化大革命”中难以正常施工和缺乏资金，直到1980年8月才全线铺轨，但到当年11月，所需要的车辆还没有着落。于是，我在11月26日发了一篇题为《北京地铁二期工程所需车辆急需安排生产》的内参，引起当时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负责人薄一波的重视，他批示：“请沈鸿同志（当时国家机械委员会负责人）找铁道部、一机部、地铁使用部门一块研究一下。”这篇内参促进了地铁2号线所需车辆的解决，保证了2号线在1982年1月底试车运营。我上面只列举了我写的一些在首都大街上留下痕迹的内参。还有一些内参虽然没有留下痕迹，也因引起中央领导的重视，推动了改革。上世纪80年代初，北京市在团结湖小区进行住宅商品化的探索，搞了国家、单位、个人各出1/3资金买房的试点（当时1平方米的成本价格只有400元左右）。由于当时房子的维修还是由政府房管局的国有房修公司一统天下，缺乏竞争，加上当时人们的收入低，建筑材料和修房的人工费用却很高。买了房子的人反映，房子买得起修不起。1984年9月，我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就写了一篇内参《北京市一些居民反映住房买得起修不起》，可能是胡耀邦总书记亲身经历了房修部门对他家住房的维修，对房修部门的效率和服务很不满意，就在我写的内参上写了一段批语给了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和市长陈希同：“锡铭、希同同志：北京市房修部门的工作效率很低，一直没有解决，而且影响其他部门的积极性。能不能考虑改变现行的房管制度，并允许居民和近郊农民组成集体房修企业，同这个独霸天下的国营企业展开竞争。竞争中有人倒台了，要喝大锅汤，好不好请考虑。”正是我的这篇内参，点燃了胡耀邦同志打破国有一统天下、进行房修市场改革的思想火花，推动了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每当回忆起自己写的内参推动了实际工作或对于中央决策发挥了作用，就感到作为新华社记者的骄傲！